要保持批评的独立人格：一是开展逆向思维；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文学现象。
付出十年艰辛，写成了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岁岁月月，羁于斗室，翻阅层层叠叠的资料，细读一部部作品，与外国评论家和作家展开心灵的对话。作为一个史论者，我感触良多，其中最深的一点是，要坚持批评的独立人格。
撰写文学史也和搞其他研究一样，都要审视前人的成果，撷取那些经过岁月淘洗所留下的精华，扬弃谬误和糟粕，并奉献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结晶。这样，文学史才能常写常新，不断延续。其实，整个人类的知识也是这么薪尽火传，代代相接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推陈出新”。
但要“出新”却并不容易。就以外国文学史的写作来说吧，如果作者是精通外语的，那他一方面有着可以阅读第一手资料的方便；另一方面却面临着不通外语的人不会遇到的麻烦，即思维上的认同惯性所带来的障碍，因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模仿、记忆、背诵、复述（这当然也是必要的），却很少想到去批评那种不属于自己国家的语言，久而久之便容易对它产生一种习惯性的认同感，也就是全盘接受的陋习。因而当你使用外语来阅读资料，譬如外国的评论文章，了解前人的观点时，你会不经意地顺着外国学者的思路走，而失去自己清醒的判断。因此，对通外语的外国文学史撰写者来说，坚持批评的独立人格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要始终保持理智的清明，用灵敏的审美鼻子，嗅出外国文学作品的真情实味，给予其恰如其分的评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出新”。
无论是在宏观的把握，还是微观的处理上，都必须坚持独立评判，即便是多少年来几乎已成定论的观点，也应当用新的目光重加审视，而不该轻易表示认同。对此，我在撰写《澳大利亚文学史》时体会尤深。
澳大利亚殖民主义时期文学延续了一百年，从时间上看，几乎占去了整个澳大利亚文学史的一半，因此对其作出正确评价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澳大利亚的学者多半对殖民主义时期文学持否定态度，其主要理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而是“穿着澳大利亚服装的英国人”。我却认为，殖民主义时期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真实地刻划了“穿着澳大利亚服装的英国人”，因为在那个遥远的时期，占澳大利亚人口压倒多数的仍是英国移民，他们或是被迫流放来澳；或是在英国难以为继、谋求摆脱困境而来；或是怀着发财梦踏上了澳洲大陆。他们不过是行色匆匆的旅人，没有长期安家的打算，却时时企盼着发迹能荣归故里。这些人尽管身穿澳大利亚本地服装，却总是担心会被自己所蔑视的殖民地风习所同化，因而始终刻意保持一颗“高傲的英国心”。殖民主义时期文学正是活脱脱地画出了当时主流社会的群像、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特征。要那个时期的文学写出“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是超越时代的苛求，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还来不及造就这样的人。而塑造了“真正的澳大利亚人”出现之前的特定时代的人，也是对整个澳大利亚文学的一大贡献，不然，这段历史在文学上的反映岂不成了空缺？为此，我在拙著《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见。
在评价具体作家时，我在尊重澳大利亚学者的观点的同时，也注意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以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亨利·劳森为例，我一方面赞同劳森的主要成就在于小说创作的定见，另一方面对有些评论家极度贬低劳森诗歌的历史功绩的做法表示了异议，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析生前名噪一时、被称为“诗人劳森”的诗歌创作。我认为在澳大利亚人争取民族独立的狂飙年代，人们往往特别欣赏劳森诗歌的激情、锋芒和鼓动性（即其内容），被诗中所反映的大众的心声所打动；而一旦政治风云飘散，革命尘埃落定，论家便像欣赏一件古董一样，把注意力转向了诗歌的“工艺”。在批评的放大镜底下，劳森诗歌技巧上固有的弱点便加倍地凸现出来，以致招徕众多非议。但是，就像劳森在世时只强调其诗歌动人心魄的内容而忽略其艺术上的缺憾，因而对他产生盲目崇拜是片面的一样，如今贬斥其技巧上的不足却无视诗歌忠实地反映了时代氛围和丛林生活气息，也是不公允的。与某些将劳森诗歌一笔带过的澳大利亚论著不同，我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中单立一节，专论劳森的诗歌，肯定了其历史地位和今天的价值，也指出了它艺术上的缺点，实事求是地作了评价。
要保持批评的独立人格并不容易。我的体会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开展逆向思维，从新的视角来观照批评和史论；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文学现象，力避片面性。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中所努力坚持的独立评判意识，得到了澳大利亚同行的赞赏，他们认为拙著为“步入中国不久的澳大利亚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澳大利亚书评杂志》19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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